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

　　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答案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

　　1990年7月8日，早上七点不到，黄玉峰就走出位于江湾的家门，这个质朴憨厚、阔嘴大鼻，貌似农民的中年人，提着一份蛋炒饭两条煎带鱼，怀着一种责任感，要横穿大上海，赶往位于上海西部的华东师范大学高考语文阅卷处。

　　那一天，黑色七月的影子罩着全国数百万考生。那一年，黄玉峰是上海市重点中学复旦附中的语文高级教师，6月底，他向学校申请去高考阅卷。那时的阅卷名额，由有关方面分配给各校。

　　在黄玉峰心中，阅卷官神圣无比。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阅卷官的级别都很高。唐时乡试，主考由学政担任，负责会试的须侍郎一级，至于殿试，由龙目御览，更令人生畏。当他还在读小学时，最敬畏的就是阅卷官，认为他们最有学问，且有生杀予夺之权，那时他调皮捣蛋，常常是红灯高挂。后来，他看到连环画《董一了》，说的是由于阅卷官的误会，使董一了连中三元，这不禁令他神往，祈祷有一天，阅卷官也糊涂一下，给他一个好分数。

　　不料30年后，他自己竟也做了阅卷官。这个提着午饭上“战场”的老师，没想到从此把他对阅卷的敬畏感打得荡然无存。

　　带饭的阅卷官

　　1990年的高考阅卷条件很苦。在黄玉峰的记忆里，阅卷处设在教学楼里，阅卷采取流水作业，四五十个老师，分大作文题组、小作文题组、文言文组和全国卷组等，试题由两人批阅复核，再由组长抽查。

　　黄玉峰分在大作文题组，一个四五十平米的大教室，散布着二三十个老师，每人面前厚厚一叠试卷。看到好卷子，有人奔走相告；看到差卷子，也有人骂娘。

　　正是七月，教室里连吊扇也没一个，窗上没帘子，阳光直逼进来，教师们的汗水直往下淌。阅卷量大，人手少，时间紧，批一篇作文大概一分钟，连擦汗的空都没有。几个领导从外面搬来了摇头风扇，一会儿吹吹你，一会儿吹吹我，一会儿吹吹饭菜。到了中午，路近的赶回家吃饭，路远的要么上街填肚子，要么带了饭，放点开水，吞了下去，稍事休息又接着干。几天后，阅卷官就辞去了几个。

　　一周的阅卷结束，黄玉峰领到的报酬是每天25元，扣去预支的盘缠，已所剩无几。晚上回到家，将劳动所得交给每天早起做饭的妻，脸上颇有难色。他又想到，在匆忙中，自己未必不制造了一二个“董一了”，怎么对得起寒窗十二载的学生？内心就无法平静了。

　　带饭阅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7月13日，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慰问时。那一天，副市长看到教师桌上的八宝粥，大为感慨：这怎么行！

　　“高考阅卷，掌握着生杀大权，关乎千万考生的命运，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古时考卷要另请人用红笔誊抄，以免舞弊，可谓用心良苦。现在已非科举时代，对阅卷反而如此轻视。”黄玉峰说。带饭问题曾使他如哽在喉，后来在报上发表文章，借讲阅卷条件之差，调侃自己在冥冥之中也会草菅人命，委婉地批评有关方面对阅卷没有足够重视。

　　标准答案：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给黄玉峰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带饭问题，而是每年都有的冲突，和阅卷老师的冲突，和出卷老师的冲突。

　　这个后来被传媒和教育界称为“语文教学叛徒”的特级教师，1990年时43岁，却依然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视人格独立与个体尊严为生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教育理念，眼里容不下沙子。在他心目中，作文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那种让学生完全按照标准答案去迎合出题意图的教育，不过是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前两年，黄玉峰自感人微言轻，并不那么锋芒毕露。第三年，其他阅卷老师发现，这个黄老师眼光很凶，从一堆卷子里，几眼瞄过去，就能发现哪些是一类卷，哪些是二类卷。很快，他成为作文组组长、语文阅卷中心组5名成员之一，秉性渐露。

　　1992年，上海高考的大作文是《遥望星空》：夏夜的星空，人们往往由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而产生种种思索，请以此为题写篇短文。

　　这一天，黄玉峰在休息时，翻到一份卷子。一看，内容不错，考生遥望星空时想起已逝的老师，决心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再一看分数，怎么是22分？黄玉峰拿起卷子就去找阅卷中心组组长王光祖。据说该文偏题，没点明“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要求。黄玉峰急了：这怎么能算偏题呢？作文点明老师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也表达了那层意思。最后该文被定为43分。

　　争论似乎此起彼伏。阅卷中心组有一个修正章。有时当众说不一，黄玉峰就索性敲一下修正章，直接把分数改过来。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有一次，黄玉峰在批阅大作文时，一抬头，发现卷子上头的小作文打了零分。据说该作文文不对题。10多年后，黄玉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衡量一篇作文有很多标准：主题、审题、结构、语言，即使偏题了，也不能打零分！

　　分歧并非偶然。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5人的答案都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谁扼杀了他们的个性？

　　在朋友眼里，黄玉峰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禀赋和雅趣，他吟诗缀文，自成体式；挥毫泼墨，独具风骨；书斋静坐，思古忧今；悠游天下，逸兴横飞。他更以文人的姿态介入语文教学，作文于他是快乐而彰显个性的事情。然而，这样一个个性色彩极为丰富的文人，似乎注定要在高考作文中看到太多遗憾。

　　1995年，上海市中考作文是《母爱》，一时母亲早逝的文章比比皆是；高考大作文是《责任》，于是，大唱高调的《责任》没完没了。黄玉峰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的阅卷情况：

　　面对着令人心烦气闷的八股腔，阅卷官们笔底踌躇忧心忡忡：板着面孔的说教，随意编造的故事，似曾相识的片断，从三闾大夫写到周总理，从孔繁森写到王宝森，百篇类似，千人一面，偶见一篇清纯的，便拍案大呼：难得，难得。

　　休息时，教师们大叹苦经。一位白发长者忽出惊人之语：我有一诗，可解诸位之忧。诗云：啥个叫责任，唱唱孔繁森，谈谈钱学森，骂骂王宝森，联系中学生，稳得基准分。语未毕，一片无奈笑声。笑声过后，忽然一片寂静，阅卷官们陷入沉思，什么才是我们语文教学的责任？

　　那一年，黄玉峰也在感慨：教书30年，越来越不知怎么教学了。流行的语文教学，多是老师讲学生听，把好端端的文章割得支离破碎，把平常的作品吹得天花乱坠。为敲开大学之门，学生都成了急功近利者，听讲先问考不考，不考的，听不进；讲读书，太遥远；讲做人，更反感。任你口吐莲花，却不过是顶着石臼做戏。

　　是什么扼杀了学生的个性？这似乎不仅是教育问题。在黄玉峰看来，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人们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评价学生的语言能力，个性表达被视为洪水猛兽；此后，高考作文几经变化，从泛政治化到道德说教，到个性表达，再到多元时代，人们的个性表达空间在逐渐拓宽。只是在转型期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时常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部分制约了学生对生活的思考和体验式表达。

　　与1995年作文的千人一面相比，1996的作文《我的财富》，却忽如杂花生树。黄玉峰看好这个题目：“具有人文精神，可反映考生的思想水平、情操、理想乃至爱好，选材范围广，出题无偏题离题之虞，又限以‘我的’，可避免套话、老话、大话、空话。这对于语文教学中局限于课本知识的做法，无异于敲了一记警钟。”

　　这个强调个性的题目，却给阅卷带来了难度。考生之见解，千姿百态：金钱、书籍、草坪、阁楼，是财富；青春、健康、毅力、自信是财富，知识、经历、挫折、失败是财富，传统、音乐、微笑是财富。到底什么是财富？如何统一评分标准？阅卷进入第二天，进度仍无法加快。阅卷老师为此展开了争论。黄玉峰积极地为个性作文鼓吹：

　　有同学写道：没有财富就是我的财富，因为没有财富，就促使我努力进取，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功。对于这样的文章，能说他跑题吗？

　　有同学写道：邓小平是我的财富，我们经常说，邓小平是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但如果他看过邓小平著作，把小平精神引入生活，你能说他离题吗？

　　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朗朗乾坤，本无废物，各人有各人的财富，各人有各人的财富观，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真有体会，皆无不可。

　　不怕读书苦，就怕白辛苦？

　　黄玉峰一向认为，“高考作文的主题，不外乎学习和做人。”而教育无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997年的大作文《我看课外读物》，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个题目激发出学生的倾诉欲望，在阅卷中，黄玉峰被深深打动了，他觉得有必要，把学生的心声告诉全社会。利用休息时间，他和一些老师摘录了闪烁在作文中的思想火花，整理后发表在《文汇报》上：

　　——高三并没有什么可怕，就怕高考一分之差。

　　——教改教改，叫了这么多年，但还是光叫不改。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原因到底在哪里？

　　——读书是件苦事，我们不怕苦，怕的是白辛苦。

　　——读课外辅导书，真是让自己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黄玉峰和《文汇报》都收到很多来信，他们认为，学子的心声反映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孩子们出给大人的试卷。

　　如何答好这份试卷？这一年，黄玉峰在复旦附中成立了工作室。他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早在1990年，上海就围绕着“素质教育”启动了教改方案，黄玉峰也以一篇七千字长文《还我琅琅书声》启动语文教学改革。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不读书”，在于对语文支离破碎的分析，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到语言的海洋中，自己去体会人文精神，去学习运用语言的规律。于是，他探索素质教育的一切可行方式，让学生听讲座、泡书馆、看展览、赏文物、编刊物、练书法、学篆刻、看戏剧、演小品、游天下……

　　偶然性下的悲剧

　　在阅卷中，每当修正了一个阅卷标准，替一份卷子改了分数，黄玉峰就会很开心：也许这个学生没那几分，就要落榜了。有时对妻讲起此事，妻会说：吆，你又救了一个人啊！黄玉峰就会很感慨：哎，这世界的很多事情不可预测，偶然到你不知道每一刻，有人在帮你，有人在害你。

　　在应试教育的影子下，偶然性似乎更多地意味着悲剧。阅卷多年，黄玉峰看多了悲剧，他帮不了所有的人，甚至最喜爱的学生。

　　1997年7月，一个沈姓女生哭着打来电话，说考砸了，黄玉峰听了很是心酸。这个沈姓学生，语文是班上最好的，其作文一向是范文。但那年高考，她的作文得分不及格。之后几年，又一个好学生黄修毅，也遭此厄运。这个自信的学生，复习迎考时还在看《万象》、《读书》。高考时，他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但是得分很差。后来，黄修毅凭记忆把作文重抄一份。在黄玉峰眼里，这篇作文写得深刻，能得60分，最起码50分，但算下来只有20多分。已不阅卷的黄玉峰把作文寄给阅卷组领导，对方只能表示遗憾：这篇作文太深刻了，也许阅卷老师看不懂……

　　这样优秀的学生，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如何消除偶然，保证阅卷的公正？黄玉峰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建议：

　　●阅卷老师必须进行资格认定，要组织一批相对稳定、水平较高的阅卷队伍。

　　●必须在阅卷前进行充分磨合。若对考生在答题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还未摸透，就匆匆批改，必会造成误差，同一篇作文在不同的人手里差距几分乃至十几分是常事。

　　●保证阅卷时间。为节省开支，往往把阅卷时间定得很紧很死，到最后几天更有为赶进度而加快速度的……

　　而在这些技术问题之外，悲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黄玉峰常说：“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而爱徒的遭遇，似乎是高考给他的素质教育开了个玩笑。

　　这些年，黄玉峰的教学改革，广受赞誉，也屡遭非议。他把老庄佛理、西方经典、时文佳作引入课堂，抛开了烦琐的讲解，代之以学生背诵、阅读、交流，辅以适当点拨。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对于爱徒的遭遇，黄玉峰说：分数无法改变，但他们的命运迟早是可以挽回的，他们受过的素质教育，在将来的社会上，终会显出优势。

　　不阅卷已多年

　　四壁字画，书籍盈架；壁上猛虎图，不怒自威；清人孙星衍的对联墨迹酣畅：“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2007年6月15日，上海高考阅卷还在进行中，黄玉峰端坐工作室，谈起阅卷如追忆似水年华。

　　他不阅卷已多年。

　　事先没有征兆。1998年7月，没人像往年那样，打电话通知他去阅卷，他打电话到有关方面，又打电话到复旦附中，处处在打马虎眼。

　　黄玉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他看来，不让他阅卷的原因，是自己不听话，年年阅卷，年年争吵，年年写文章，或评作文题目优劣，或呼吁教育改革，据说让有关方面很恼火。

　　虽然不再阅卷，但黄玉峰还在关心着高考。每年拿到试卷，他还会做一遍，看看自己的答案和标准答案有没有出入。每年阅卷结束，几个徒弟会来家里谈论阅卷，一些阅卷的负责人也会打电话过来。虽不出门，他清楚每年的语文试卷争论点何在。

　　十年了，黄玉峰还能记起从前的争论。十年间，他授课之余，著书立说，呼吁人文教育。他说，高考阅卷只是一时之事，素质教育是长远大业。这些年，高考命题虽无大变化，但教学方面确有进步，上海启动二期教改后，更加关注学生的个性、想象力，关注学生与世界的诗意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