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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夕，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在《瞭望》杂志上撰文，对“有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作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是“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如果不对此有所警醒和矫正，则“会丧失自己的固有优势，任何机遇期都会失之交臂。”

　　一石激起千重浪！李将军的这篇文章，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处于“焖烧”状态的对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再次公开化了。从网上的反映看，许多人支持李将军的观点，但也有人对李将军的文章不以为然，有的说“让历史教科书承载意识形态内容就是对历史的篡改”，也有人说修改是为了“认同先进文明”，更有人说这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云云。

       对李将军的这些批评，我不赞成。主要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历史”和“历史教科书”的区别：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也许无所谓意识形态，但作为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过程进行重建的主体化历史的历史教科书，却绝无可能不带意识形态。

　　为什么呢？因为历史教科书，是编著者根据自己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这一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历史教科书必然会带有编著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教科书的编著者传播自己意识形态的具体方式，就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取舍史料、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

　　在这个问题上，和遮遮掩掩的中国学者相比，倒是一些西方学者更坦率一些。比如当代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就强调，一切历史认识都取决于认识者或研究者自身的感受和理解。而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贝克尔则走得更远，他为历史做了一个他认为最恰当的定义：“历史就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这就是说，被记住的，才是历史，没有被记住的，就不是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际均将军的愤怒就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缩减或删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这并不是淡化意识形态，而是用编著者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将军在文中提到的那位学者所谓“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就是一种假装无辜的蓄意欺骗。

　　既然历史教科书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那么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教科书，会对下一代的意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还是用事例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如果学生对这场浩劫有深刻的了解，那么他至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937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人遭受这场屠杀是因为丧失了国家主权的结果；为了免遭类似的浩劫，我们必须誓死捍卫国家主权。

　　但是，如果下一代对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在中国的其他暴行不甚了了，只是记得日军“进出”过中国，而日本又是发达的“文明国家”，他们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吗？也许他们还会对先辈们没有手摇太阳旗欢迎“皇军”而感到奇怪吧？

　　李将军强调，教科书就是要重视“国家认同”，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如果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认同中国，那中国就要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离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但按照那位学者的观点，新教科书最大的优点却是淡化了“国家认同”，强化了“对先进文明的认同”。巧合的是，当年“满洲国”和汪伪政权搞的中小学文史教科书，也强调要“认同先进文明”，因为在这些沦陷区里，日本才是“先进文明”——我宁愿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但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至于有人说，新版历史教科书是“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就更是一种糊涂的认识了。如前所述，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主体化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和客观历史完全重合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它只能将一部分历史面目展示给学生。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在学生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等尚未成熟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把哪一部分历史面目展示给他们？

　　历史教科书决定下一代对历史的记忆，而正如福柯所言：“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郭松民）

　　李际均中将：某些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太过荒唐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将李际均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刊登文章，批评了一些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内容的做法。有的学者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文章认为这种荒唐的逻辑，匪夷所思。

　　文章说，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既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斗精神，又有“奇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浩然气概，但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革”给打掉了。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是否有过度的中庸和退避呢？

　　民族精神(进取、团结、创造、献身、信仰、纪律)是一个国家的最大财富，可用金钱衡量的一切活动形式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中国人民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武装，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战斗意志。要纠正那种金钱万能、私有万能的社会不良倾向。

　　文章说，现在有些地方在观念、文化上发生了颠倒，如有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对毛泽东、红军长征、帝国主义侵略、南京大屠杀、狼牙山五壮士等历史都大幅缩减或删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纽约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弹头火车、领带的流行等内容。有的学者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一致。这种荒唐的逻辑，匪夷所思。历史课本就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

　　中央部署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号召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就是政治目标。现在不少严肃的东西被恶搞和“追求狂欢化的感受”，所谓告别崇高，颠覆经典，恶搞红色历史；一方面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一方面美化皇帝、农奴主。苏联解体前就有这种现象：否定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否定卓娅、舒拉和青年近卫军，对苏联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应当不断弱化，甚至鼓吹民族国家的消亡趋势，认同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某些势力还在别国体制内培养自由化分子。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西方的理论，最终把苏联搞垮了。苏联著名哲学家兼作家季诺维也夫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不是由于制度本身内部的原因，它是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人为地破坏的。社会意识形态应当由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有道德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来主导，而不是由轻浮文人、庸俗的搞笑媒体和崇洋媚外分子来主导。我们不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单方面“裁军”。

　　文章认为，中国惟一的对策，就是坚持改革发展，增强自己的力量。不但要有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要有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的力量。弱军能够战胜强军，条件是弱军必须有强项，而且要大于强军的弱项。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要百倍惕厉警醒，“枕戈待旦，闻鸡起舞”，而不能“文恬武嬉’，空谈误国。（中新网2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