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数学家吴文俊的家境很一般。但难能可贵的是：父亲教给了儿子一种最为可贵的东西——抓住一切时机，在“条件”限制的缝隙里“插针”，耕耘收获，为我所用，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这种看似随遇而安其实从不停止追求的执著；这种在每个山穷水尽疑无路的人生关头，机警明智地抓住机会，用做一样精一样的钻研精神，为自己赢来了柳暗花明，赢来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化不利为有利

　　吴文俊于 1919 年 5 月出生，祖籍浙江嘉兴。因战乱迁至地势高、远离战乱的青浦县朱家角。祖父是读书人，在乡间教私塾为生。父亲吴福桐生逢甲午战败各界人士救亡图存力求变革的时期，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西学已经势不可挡。父亲就读的上海南洋公学，设置科学文化教育，同时为他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上海是科学中心，出版新书的集散地，这无疑为青年吴福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为吴文俊的崛起酝酿了最初的肥沃土壤。

　　吴文俊自幼受父亲民主思想熏陶。他是长子，下有两妹一弟。弟弟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后夭折，此事对吴文俊父母影响极大。失子之痛加上这样一来吴文俊成为独子，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父母的宝贝，集中了全家的爱。他 4 岁时被送到一弄堂小学读书，课程简单，因此有许多空余时间。在医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的父亲拥有大量的藏书，常常指着那些书说，那比外面好玩多呢！随之从简到繁一本本打开，先是给他讲解，后是指导，手把手地将他一点点地引进了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教会和训练了他非凡的自学能力。书本使吴文俊产生了广泛兴趣，又在兴趣中找到了乐趣。而一旦学中有乐，他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就像核反应堆一样迅猛。幽闭的读书生活同时又歪打正着地养成了他静处的习惯，而这又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最重要的基质之一。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在“条件”的缝隙里“插针”，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基质自然而然地渗进了他幼小的心灵，成为他以后漫长人生道路中一种本能的自觉，也是他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学钻研为斧

　　动荡战乱的年代没有给吴文俊安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最终成为数学家的他，初中以前的数学并不扎实。他曾搬到乡下求学。在学校无法上课的日子里，他安静地坐下来自学。父亲交给他的那把“自学”的“开山斧”，在战乱中使他披荆斩棘地向书山挺进。

　　1933 年秋，吴文俊就读于正始中学。这才是他正规读书生涯的开始。正始中学教师都学有所长。教师们认真负责、因材施教为他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他的英文也在严格的训练中达到了读写自如的境地。见吴文俊几何这么好，老师常给他许多习题做，还专门给他开小灶。吴文俊高中毕业时，其实兴趣在物理而不在数学。一次物理考试题很难，他却成绩出色。毕业时校方讨论保送，物理老师却以他独特的目光推荐他学数学。他认定自己物理考得好的原因在于数学，而攻读数学才能使他的才能得到更好更多的发挥。于是， 1936 年他被保送至南洋大学 （ 现上海交通大学 ） 数学系。

　　大三学实变函数论，他以自学为主，读经典著作。有了实变函数论的基础，很快进入康托尔集合论，钻研点集拓扑。由于成绩斐然， 1947 年 10 月他经推荐去欧洲，到巴黎留学。此系他取得前期业绩的一段黄金时光。在示性类及斯延洛德运算方面取得关键成果，称为“吴 （ 第一 ） 公式”，所揭示的不仅影响以后的拓扑学及其有关领域的发展，还开辟了新方向。

　　1949 年，他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应 H ·嘉当邀请入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在微分流形上引入了一类示性类，建立了施替费尔、惠特尼示性类彼此关系式，国际上将此称为“吴 （ 第二 ） 公式”。陈省身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对纤维丛示性类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为国竭心尽力

　　父亲的爱国情操同样滋养着吴文俊的成长。吴文俊在南洋大学期间，日寇侵华，学校迁至租界，正始中学的奖学金停发，成了汉奸系维新政府成员的正始中学校长陈群，欣赏吴文俊的数学才能，亲自找到吴文俊，说要资助他读书，被吴文俊严词拒绝。父母亲正直诚实的为人言传身教地塑造着他的人格：他认真诚挚，以礼待人，以诚待人，平易近人，淡泊名利，治学严谨，从不浮躁。大量的文史书籍又唤起了他对古代圣人英雄挥斥方遒、韬略胸怀的向往，英雄情结就此深系心中。也正是这双重教育铸造的崇高的爱国激情，使声名显赫的吴文俊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返国。他于 1951 年 7 月返回上海， 1952 年进入中国数学研究所，成为中国内地最有国际声望的数学家之一，全世界数学界都关注着他的工作。

　　即使在“文革”时期，他也没有放弃研究。数学所号召学一点历史，吴文俊抓住机会，名正言顺地埋头学习数学历史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的数学史研究论文《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提出了创造性见解。就这样，他在人人自危的政治动乱里异于常人地获得丰硕成果，使中国数学史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他开拓弘扬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以史为据运用科学方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光辉成就，雄辩地澄清了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有价值的数学的疑问，肯定了中国在世界数学科学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后，他在工作中更是如虎添翼。 1984 年他担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1990 年进入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 1992 年任国家攀登项目“机器证明及其应用”首席专家。 1993 年获陈嘉庚数理科学奖， 1994 年获香港求是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 1997 年《初等几何判定问题与机械化问题》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数学机械化为数学科学的发展提供导向，开展此项研究，将影响整个数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也将影响整个数学的思想与认识。他在数学机械化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使他荣获了国际自动推理领域最高奖——赫布兰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