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张谢师宴海报所想到的

赵海吉

      江西六日之行，饱览了三清山的“险”、“秀”、“独”、“静”，庐山丰厚的人文底蕴，以及粉墙黛瓦古树、小桥流水人家的婺源，领略了“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滕王阁。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我不仅看到了秀美的景色，也看到了当地教育的一些影子。在中国最美乡村婺源的李坑村，主要街道上贴满了被扯烂的、依稀可见的今年高考喜报。在婺源县城，有的学校门口，树起了巨大的高考成绩宣传喷画，大标题是：用数据说话。在九江市某大楼门前，有条横幅，赫然写道：热烈祝贺×××同学考取北京交通大学。我原以为只有考上北大、清华才会大张旗鼓地这样宣传，没想到连考上北京交大也如此这般。在九江市某五星级酒店的电梯里，贴有他们这样的宣传海报：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探讨“金榜提名”、“广大莘莘学子”书写与措辞是否正确，是否与五星级酒店相匹配，仅就海报所列优惠的十二条，已令我们同行的几位教育同行瞠目结舌，感叹不已。从江西回来后，这张海报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总感觉它与秀丽的山水、厚实的历史文化文底蕴有些不和谐，自己有话想说，于是有了下面的感想。

      感想之一：高考神圣化。

      每年临近高考，考生就如同参加全国人大的代表，社会地位之高，达到了“扰民”的程度。据《北京晨报》报道：高考的到来，使社会诸多环节都进入“战时状态”。太原市成立了高考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包括政府15个部门。省里某机关还发出通知，要求今年高考期间，除特别紧急公务外，所有公车一律停用，以确保考生参加高考不受影响。海口市运管处要求高考期间，所有公交大巴车都必须参与“免费接送高考生”社会公益活动。高考期间，许多地方都规定汽车行驶不准鸣笛，夜晚建筑工地不准施工等等。在一些地方，很多大型社会活动因与高考“撞车”而延期或取消，公安、交通、医疗等部门也不得不动用大量精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据我所知，有一所学校为保持考场安静，将考场周围所有参天大树均用大网包起来，为的是防止无知的蝉儿飞入鸣叫。下水道口均裹以棉被，为的是以防老天落雨，水声干扰了考生。就这样一个例子，在我参加的多次考场布置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被上级领导作为典型来讲。今年上海高考期间限制夜间施工，没有实行交通管制，我当时所挂职的一所学校恰好临近马路，亲眼见到许多家长联合起来围堵过往车辆，自行封路。还好，在及时赶到的交警干预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高考期间，高考之后的各级、各类、各地的“高考状元”又会闪亮登场。据中国新闻网报道：8月4日，在广东德庆孔庙门前狮队、古乐队、六佾舞队等齐集，随着一声“鸣锣开道、鸣钟祈福，迎2007年广东省高考状元入德庆孔庙行状元礼”的吆喝，现场鼓乐齐鸣，醒狮起舞。在孔庙“老先生”的引领和众人的簇拥下，来自高明市、东莞市、番禺区等地的今年高考各科“状元”徐徐步入孔庙，举行进庙礼、拜孔圣礼、领奖学金、留手足印等活动。

（身穿“状元服”的高考“状元”步入孔庙行礼）

      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1999～2006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广东是全国产生高考状元最多的省份，共有65名高考状元。记者探寻他们的生活轨迹，调查得知，广东省历届高考状元九成留学海外再也没有回国。他们有的还在读研究生，有的已经移民海外，有的成家立业过起了平常的普通人生活，曾经的辉煌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历史。

      更有意思的是：河北两所中学抢在第一时间发布“状元”归属；渝西某县两所学校为争高考状元，大打广告仗，纷纷向社会宣称自己学校出了全县的高考理科状元。一时间，当地市民称被状元广告“轰炸”得“晕头转向”。（引自《中国教育报》2007年7月1日）更有甚者，考上大学不读，专门做起了“高考专业户”。在当地得个“高考状元”，奖金10万元，而且学校为挖这样的“人才”，什么费用都免，还给数目不菲的奖学金。

      四川“考霸”张非，在五年内四次高考，两出三进北大清华。《中国青年报》如是评说：一个被大学录取过的学生，已经通过高考证明他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而且是国家出具证明。甚至连西方也承认这种证明的权威性，一个被中国大学录取的学生，即可凭借这种资格以及其他证明材料，申请到英美大学读书。一个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学生再去高考，纯属“同义反复”和生命的浪费，实际上是一种学业与人生的倒退。可就是这样一种倒退，却似乎得到了多方认同。

      如此种种，高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场考试，它已被神圣化、功利化。范进因中举而失常，当代学子因参加高考屡试不中，或是因中了“高考状元”而疯掉的人，我看已是大有人在了。

      感想之二：高考商业化。

     上面所提的谢师宴海报，仅字面所提供的优惠金额就多达3042元。如此谢师，不知为的是哪般？如果说媒体喜欢炒作，那么商家最喜欢迎合世俗与过节了。

      今年我在上海着实领教了高考是如何被商业化的。在上海，人多，车多，交通不便，为迎接6月份高考，3、4月份酒店就推出各式预订高考住房、高考营养专用餐服务。的士公司更是推出预订高考专用车服务，而且的士公司还承诺会派最有经验的司机为广大考生服务，并在考前会事先踩点，走何条路线最近、最快。据学生说，司机还会准备贺卡、鲜花、清凉油之类的东西送给乘车的考生。服务真得令人佩服。考试要用铅笔吧，商家早就给你想好了，标有“成就中华英才”的中华牌考试专用铅笔包，内含两根2B铅笔、一块“2B专用橡皮”、一个“专用卷笔刀”。考试要用耳机与计算器吧，商家开发出了“高考专用耳机”与“专用计算器”。

      在许多地方，高考成绩本可以按正常的途径及时公布，但有些教育部门就是要打政策的擦边球，就是要迟一天或是几天公布，并美其名曰：数据信息化还要一段时间。但声讯台的信息化总是比教育部门的信息化速度快，电话可以事先查询，每分钟一元。明天可以拿到成绩，今晚可以查分，你到底查还是不查？焦急的家长与学生，哪里还能睡着觉，能不查吗？商机就在这里了。

      商家为卖产品，借助高考大做广告，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商业化了。另一类将高考商业化的是学校。学校对高考成绩的宣传，不仅仅是为了对教学成绩的宣扬，更为重要的是要吸引生源。有了好的生源，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尤其是捏在校长手里的学位，就有了市场，而且这个市场不是你有钱想进就能进得来的。校长如果能将这些学位运用得恰当，那么上级各类主管部门的政策都会向你倾斜，这可是用钱买不来的。

      感想之三：高考奴役化。

      高考奴役了谁？奴役了学生，奴役了教师，奴役了家长，奴役了整个教育。

      我不知道诺大的一个中国，还有多少不补课的学校？周六、周日不准补，学校放学后加第八节，办不收费的“爱心学校”进行补。学校不准补，家长会每小时以上百元的价钱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补。在北京，据说有位重点校的高三数学教师一个暑假靠家教就“教”来了22万收入。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在许多县中，学生三四个星期才能放假回家一次。学生每天有16个小时的时间被规定在课程表上。山东某县中一名高三学生向记者介绍了他一天的时间表：早晨5∶30起床，上早操，6∶00早读，7∶00吃饭，7∶40上第一节课，上午四节课，中午一个半小时休息，下午又上四节课，晚饭后再上三节自习课，10∶00回宿舍。苏北某县中用一天只有“4个40分钟”来说明学生作息时间的紧张：早上起床吃饭、吃午饭和晚饭、睡觉前的准备各40分钟，除此之外，就是睡觉和学习。（王友文　赵小雅. “县中”：值得深思的现象[N].中国教育报,2005年6月21日）这种状况在今天丝毫没有被改变。

       现在许多完全中学已经完全变味，三三学制，被人为改为二四学制，初中已上高中课程，为高考已经做准备。完全中学这样做，不仅仅出于高考的考虑，也出于参加各类竞赛的需要，出于留住好生源的考虑。试想，一位已学高中课程的初中学生，参加初中学科竞赛能不获奖吗？一位被二四学制教出来的，并被承诺可直升本校高中重点班的学生，还会考虑选择其它高中吗？

      高考奴役了学生，奴役了教师，也奴役了家长。中国少儿教育研究专家徐国静认为，在应试教育面前，家长表现出明显的“五怕”焦虑症状：一怕孩子闲着，把孩子的时间占满了心里才踏实；二怕孩子玩耍，一天到晚都想攥在自己手心里；三怕孩子出错，盯着孩子的错误，放大孩子的错误；四怕孩子吃亏，教孩子一些错误的、成人化的人际交往方法；五怕孩子失败，把考试名次像“金箍”一样戴在孩子的头上。（张明坤.当前教育正遭遇几多无奈-----教育问题调查之“教育八记”[A].中国最佳教育随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面对素质教育，有位校长坦言：我们就是要胸怀素质教育目标，走应试教育之路。

      感想之四：高考录取欠公平化。

      有人说，高考是当前最公平的教育制度。不论性别、年龄、出身都可参加高考，而且高考是用分数说话，只要考高分，就可入大学，这是一块还没有产生多少腐败的阳光“净土”。

       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从1977年恢复高考30年，大学招生录取越来越不均衡，而且越来越地方化。前几年，媒体还沸沸扬扬讨论“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更有三位青岛应届考生，因山东重点提档分数线比北京市整整高出119分，而状告教育部侵犯了她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近几年，这种“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已化为无形，因为大家争论比较大的城市和地区均已自主命题，让你无法看到、无法比较高考分数线是如何倾斜的了。由于各地的录取名额不是按照考生人数制定的，致使各地的录取率差异极大。这从北京、上海考生录取率上可以看出。

      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越来越严重。2005年，部分研究型大学本地生源的比例分别是：北京大学17%，清华大学1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3%，北京理工大学11%；复旦大学44%，上海交通大学47%，武汉大学50%，南京大学55%，浙江大学61%。（朱寅年 王旗 杨东平. 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杨东平教育随笔，2007）以湖北为例，近20年来，清华、北大在鄂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而北京每校每年招生不低于500人，两校湖北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录取数的1/5；而湖北总人口是7500万，北京为1500万，是北京的5倍。这意味着，湖北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机会，仅为北京考生的1/25。（张明坤.当前教育正遭遇几多无奈-----教育问题调查之“教育八记”[A].中国最佳教育随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近年来，地方对这些高校的不断投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本源。

      感想之五：高考需要变革。

      中国许多成功的改革，都是在继承与突破中发展的。对高考制度的改革亦是如此，不能急于求成，只能稳步推进；不能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只能在继承与发展中求改变。

      一份由被誉为“中国高考改革第一人”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率领一批研究者提出首份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受到教育部的重视，教育部已表示会考虑采纳民间建议。（张晓中. 改变“一考定终身”　中国民间高考改革方案出炉.联合早报.2007年8月6日）这项改革方案为高考及招生制度改革提出“新十条”建议，其中包括高考考试科目多轨化、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均衡各地招生名额、允许社会考试取代部分科目的高考成绩等。

本文引自博客：http://blog.cersp.com/772383/1098409.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