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陶行知、徐特立到当代的教育工作者，关于“教育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确实，我们面临着这样现实而沉重的问题：为什么时代进步了，人文环境纯净、宽松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加大了，教育改革也步步深入，有关教育教学的理念也越来越多，像蔡元培、陶行知那样的教育巨擘却少了？甚至有人提出——

    当代中国是否缺失教育家

    这是一个很难用“是”或者“不是”来作判断性回答的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的当代中国缺失教育家，是指缺乏像蔡元培先生那样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系主任陈洪捷教授说，“但是，伴随着20世纪后期教育的科层化和理性化的深入发展，今天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完善。这一方面使得教育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规范的保障体系，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人理念的发挥空间变小了，成为‘个人英雄’式的教育家就相对困难了。现在要在各种体制比较完备的情况下，靠单个教育工作者孤军作战，成为像蔡元培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可能性并不大。”

    “在以前那个艰难的时代，社会环境较差，文化教育事业不发达，所以整个文化教育的队伍很小，因此对社会发出呼声或者有新思想的教育家就容易脱颖而出；解放以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国家对教育也很重视，教师们踏踏实实地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办事，教育变成了平平淡淡的事情，用不着像解放前那样逆潮流而动。因此，在和平时期有更多的教育家，但又不被人们认为是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说。

    “有13亿人口、2.5亿学生的当代中国没有教育家，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也与事实不符。”顾明远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人们“误读”中国当代教育家的原因,“这一方面是我们把教育家看得太高，要求太严了；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确实缺乏一批既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能付诸实践的教育工作者。很多教育实践工作者耕耘在教育第一线，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不注意总结经验；有少数人有创新实验，也总结过经验，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教育见解，但还不成体系；还有一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他们大多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很少参与教育实践，他们有许多科研成果，但缺少实验的支撑、实践的检验，因此他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影响我国教育的全局。我心目中健在的教育家有吕型伟、潘懋元、霍懋征，等等。”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家

    “难道只有在艰难的时代才能出现著名的教育家吗？和平年代又需要怎样的教育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教育家绝对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谈到当前教育家的任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斩钉截铁，“中国当前的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如应试教育问题、教育的民主公平问题、孩子身心发展不健全问题等，这些都亟需当代教育家去努力解决。教育家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我们最需要能够正视中国自己的问题，克服中国自己的困难，形成能够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教育家。”

    “当代中国教育家最需要有两方面的根基，一是中国文化的根，二是国际文化的视野。”顾明远说。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肖川教授表示赞同，当代中国处于转型期，教育家更应承担起自身的时代使命。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教育家的教育探索就应该充分地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情怀，同时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代表社会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前进，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的需要。

　　当代教育家如何炼成

    在去年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感叹中国大学校长难当，师生员工的大小事情样样要管，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筹钱、建房、协调关系、调解矛盾上，整天忙于行政事务、文山会海。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比当前高校校长们面临的窘迫现实，我们不能不深思：当代中国，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如何应对眼前的现实难题？

    “当代中国的教育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这正是对教育工作者的考验和甄别。”朱小蔓说，“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期，碰到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应当努力去转变这种现状。在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有些校长就能够更多地下课堂，关心孩子，研究教育规律，成为教育家呢？因此，完全推给客观也是不公平的，它跟人内在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应该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这样的现状。”

    “这就需要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传承中外历史上教育家的精神。当代的教育家可能会与过去形象不一样，但是骨子里的核心精神是一样的，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应该流淌在今天教育家的血管中。不同时期的教育家留下来的精神和品格都是我们所需要汲取和吸收的。另外，要成为教育家，就必须热爱培养人的工作，热爱孩子，热爱年轻人，相信人的力量，相信教育的力量和作用，对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抱有信念；要有自己鲜明独特的教育主张并坚持将其付诸实践，最后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应该明白，教育家不是人为的荣誉称号，而是口口相传，活在别人心中的，是客观的业绩丰碑和历史评价，需要实践、时间和人心来验证，我们逼不出教育家。”朱小蔓说。

    社会应充当怎样的“炼炉”

    教育家的成长不是教育家个人的事情，需要有很好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作保障。

    顾明远认为，全社会都应切实地尊重教育，尊重教师，大力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优秀事迹；要倡导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指导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更要全面评价教师，不要只看他眼前的教学质量或者升学率的高低，尤其要重视他的教育理念是否正确，以及他所培养出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

    “教育家的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包容和理解。我们要明白，教育是一项有关人的事业，它不能用行政命令方式，也不能受商业规律的支配。要让教育家在面对学习者时，能够潜心按照教育的规律办事，实现他们的教育理想、积累教育经验。要让他们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有发表自己独立看法的制度、环境。”朱小蔓说。

    “客观地说，在科层化的制度环境下，单凭一两个教育家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陈洪捷说，“当前的学校已不再是过去封闭的‘象牙塔’，教师、学生都与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我们要从现实出发，既要倡导追求教育的理想，更要追寻办好教育的路子。我们需要各个方面的教育家，包括教育行政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更需要懂教育的教育决策者与教育研究者们充分沟通，共同实践，让优秀的教育理念产生实际效果。在这个日趋规范的制度环境下，我们更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造就‘集体英雄’式的教育家。” (杨旎 潘聪平 郭扶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