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金庸小说对华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原因在于,金庸小说在内容上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当前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期望；在形式上融历史入传奇、借传奇表现传统，形成了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独特风格，创造了超越细节真实而诉诸
　　理念真实、文化真实的小说样式。金庸小说以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改造、而超越了一般的武侠、通俗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金庸小说 现代意识 传统文化 改造

　　金庸小说在香港这一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异峰突起，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大陆后迅速拥有亿万读者，而且涵盖了世界各地华人生活圈，且历久而不衰。这种奇特的文学现象不得不令人反思。应当说金庸小说已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金庸小说不仅是一些生动有趣的武侠传奇故事，而且是有关世界（历史/文化）及人生（人性/生活）的深刻寓言。”[1]金庸始终用批判性的眼光讲述历史，“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改造和重构”[2]，在小说中表达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领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富有成效的阐扬。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3]
　　一、“武”与“侠”
　　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因而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等不良印迹。旧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无论恶徒、侠士都杀人如麻，殃及无辜。如《水浒传》中李逵江州劫法场，便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4]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如《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5]
　　“武”与“侠”决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中的概念，更是传统文化里的重要概念。在伦理本体型的文化中，“武”反映的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金庸小说对“武”与“侠”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富有现代意识的创造性地阐扬，它没有表现出依靠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而是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在金庸小说中，武德的高尚和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并进一步把武德分为社会道德和文化道德两个方面。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否则就练不成绝世武功。郭靖、萧峰、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以武功冠绝一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高尚的武德；欧阳峰、东方不败、丁春秋等人最终落得悲惨可耻的下场，也是由于他们的卑下乃至邪恶的武德所致。作为文化道德的武德，实质上是对待文化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分出“正派武功”与“邪派武力”。“正派武功”在文化背景上符合儒、释、道各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了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了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人性准则，最终只能玩火自焚。武德的这些方面又是一致的，“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练的是符合《周易》的“降龙十八掌”，而谋图不轨，希逞私欲的东方不败则练残害人性的“葵花宝典”。这种武功与人格的统一就构成了富有文化意味的完整的大侠品格。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意识上的特点，即民族的伦理本体和个人的道德自觉。金庸小说把历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变成体现文化理想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超越了伦理说教和道德劝化的层次，“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6]金庸小说中的“武”实际上是借最为通俗，形象的形式阐释了最为深刻，精奥的哲理，并使之成为改造，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基本因素。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分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和深厚的怜悯情怀。他最后为息辽宋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之际，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任何时候，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除大任于斯人也……”的观点，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纳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断，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他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道侠的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恒久的景仰。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以保证。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士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最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改造的成功范例。
　　（二）“情”与“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情”与“理”一直是被当作人性的两个方面来对待的，传统哲学围绕着对“情”与“理”的认识及其关系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性质决定了“理”总是要胜于“情”。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抑情绝欲的道德说教，将“情”看作是败坏人伦的“恶”，以致“红颜祸水”之说大行其道。如《水浒传》中将宋江、武松、戴宗等人的遭遇完全归罪于几个女人身上。而到了明清时期的市井小说又充斥着滥情纵欲的现象。因此，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对于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有着极重要的意义。而金庸小说中的情与理主要表现为爱情与世俗规范的冲突。金庸小说既没有表现出滥情倾向，也没有做抑制情欲的说教，而是合理的地张扬人的本性，对传统的禁锢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进行了合理的突破。或是颂扬具有现代意识乃至恒久的价值的爱情，或是提供认识价值，使人引以为戒，将传统的爱情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从整体上看，金庸小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而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这种人生模式既是对传统的僵化的人生范式的突破，又是一种“诗意的人生”。[7]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温青青、陈家洛与霍青桐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携手走天涯这一人生范式中，“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三分侠骨，七分柔情；七分剑胆，三分琴心，的确是一种诗意人生。这种融“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深处，又是为封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因为它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破坏作用。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这一人生模式才对现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这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模式之中，各人的情况又是不同的。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几乎是一种纯粹的象征，象征着世俗观念、伦理道德乃至“正人君子”们对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爱情的扼杀。杨、龙之爱恐怕是人世间最无丝毫世俗色彩、功利色彩的，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纯洁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因有师徒之分而遭到了郭靖、黄蓉乃至整个武林的拒斥，使杨过和小龙女历经数次惨烈的分合。小龙女的形象使我们想起了庄子的“神人”。“神人”之爱遭受封建道德观念的残酷迫害，这就不仅仅具有社会层面上的“反封建”的意义，而且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反思了文化理想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作为书生侠客的陈家洛颇似一位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他对于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选择、对皇帝的轻信、为救周绮之子而放掉乾隆等做法证明他试图把传统的文化理想施行于现实之中。他不选择部族首领霍青桐，而是爱上了霍青桐的妹妹香香公主，一方面也表现了传统男性文化品格中天然虚弱的一面，试图在内倾的和谐中寻求意义，再加上他对乾隆的轻信，以献出爱人来换取乾隆的“反正”，就构成这样的寓意：以文化理想代替现实政治，注定只有失败。
　　相对于以上的爱情模式，郭靖与黄容的爱情则具有认识价值。郭靖作为“为国为民”的大侠，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在与黄容的爱情关系上，却陷入了“情”与“理”的复杂纠葛。黄、郭之爱的传统观念上的真实性和文化理想上的不合理性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联想：任你怎样活泼轻柔、聪明灵慧的女性也奈何不了木纳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不论怎样鲜嫩娇美、天趣盎然的感性生命也永远挣脱不了僵硬冰冷、专横残忍的传统理性的束缚。黄、郭之爱还因以牺牲黄容为代价对郭靖作出虚幻的补偿而浸透着传统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道德上的虚幻的承诺，告诉人们只要恪守传统道德就会获得一切，即使此生不谐，来世亦必可得，因而具有极强的麻醉作用。
　　韦小宝的女性观是妇女=妓女，爱情=占有，结婚=生殖。金庸小说在探索国民性时对这一充满流氓意识的女性观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李莫愁（《天龙八部》）的变态的爱情观实际上反映了不为我所有便要毁灭的嫉妒心理和小农意识。任盈盈和令狐冲（《笑傲江湖》）的爱情带有一定的自由色彩。张无忌（《倚天屠龙记》）的爱情经历透显出更多的平民意识。而段正淳（《天龙八部》）的爱情观似乎带有对爱情终极状态的思考，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和未来意义。可以说，金庸小说通过对各类爱情的描写全方位的表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意识，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更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要素。”[8]“武”与“侠”属于“英雄”的范畴，“情”与“理”属于“儿女”的范畴。金庸小说借传统小说要素来充分阐扬了传统文化，营造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把传统引向了现实。
　　三、传奇与传统
　　金庸小说在“英雄”、“儿女”两个传统小说的要素上有了新的突破。其实，金庸小说最大的突破还在于创造了融历史于传奇，再借传奇表现传统的具有史诗意味的小说样式。在这种小说样式中，“历史被深化为民族心灵的轨迹，历史事件被点化为代表民族性的符号，而与此无关的所谓历史真实则被删除。”[9]传奇这种传统的小说样式也不再张扬荒涎离奇的情节，而是变为表现文化真实的文学手段。因此，金庸小说的文化内涵远远超过了“英雄”、“儿女”所能达到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史诗的深度。
　　在十五部金庸小说中，绝大多数都有明确的历史背景，其中主要的六部则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分析这些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可以看出侠客何为。《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实是一位民族英雄，他想实现的正是儒家的“爱人”、“仁政”、“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使天下永得太平。《鹿鼎记》里的天地会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其首领陈近南则是一个兼侠容、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更显示出他以侠容的身份去实现社会理想的意愿。《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空为一教之首，但因为人太过诚实淳朴，只好把开国皇帝让给了朱元璋。《碧血剑》则更为突出，袁承志自幼受一群忠烈之士的熏陶，满拟可以杀昏君，报父仇，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哪知崇祯无道，李自成也非明君，失望之余，只好归隐海外。再加上《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曲终人不见”，《连城决》中的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容无奈奏鸣曲。由此可见，不论是以“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的袁承志为代表的归隐型的侠客，还是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为代表的死节型侠客，他们的愿望都是要除尽不平、解民倒悬，建立一个公平、安宁的世外桃源。作为历史的真实，他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作为文化的真实，他们的行动和理想却有着永不磨灭的价值和意义。
　　金庸小说把这两种真实统一起来，在描写过程中充满了积极昂扬的精神，这无疑是对文化传统中这一合理的文化精神的有效的弘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本体中，侠客们的这一理想追求都将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其实，文化形态的侠客是由文人创造出来的，文人与侠客原是二而一的文化存在，中国的历史国情给予文人与侠客以悲剧式的定位，使他们在不断的失败和殉难中显示出价值和意义，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理想因此不断地渗入社会现实。金庸小说在融历史入传奇时透显出这种历史进程，并肯定了其合理意义。
　　《天龙八部》是一部极富宗教情怀的作品。“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非人世界”[10]在这里，无时无处不充满着怨和恨，而这些怨和恨又无始无终，无因无由，理说不清。《天龙八部》是一部十分深奥复杂的小说，它没有停留在简单地宣扬佛教思想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爱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道家的万物齐一的思想、释家的破孽化痴的感悟融为一体。由此而指向了反对“异化”和匡扶人性的主题。萧峰之死和慕容复之疯又对全书起了至关重要的点化作用，使小说表现出对美好的社会、人性的宗教式的热情和渴望。《天龙八部》已经显示出从宗教角度对文化传统进行探索性思考的倾向，这一点在重塑民族文化的本体时应尤其加以重视。如果说《天龙八部》“虚”到了极处，那么《鹿鼎记》则“实”到了极处，二者以“双璧”相映生辉。《鹿鼎记》是一部探索民族性的杰作，可以说，她是表现小农意识、流氓意识、市井民俗等社会心理和俗文化意识的百科全书。小说通过韦小宝这一独特的人物把最上层与最下层、庄严事业与歪打正着的无赖行径、正统英雄与传统小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最广阔的天地内展现了韦小宝的精神世界，也全方位地挖掘了小农意识。在这一点上《鹿鼎记》与鲁迅先生前期对国民性的探索颇有相通之处。同样是小农意识某些方面的表现，阿Q时时处处失败而韦小宝时时处处胜利，这是由于作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致。鲁迅先生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考察小农意识是怎样阻碍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金庸先生则侧重考察小农意识在封建社会处于怎样的一种如鱼得水的状态。至于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竟要被当时的大儒和天地会群雄推举做皇帝，就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制度的文化实质。另外，以韦小宝的“士可辱而不可杀”的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活命哲学以及小说从整体上表现出的反文化、反英雄倾向和生殖至上的观念等，都是民族的劣根性。小说以亦庄亦谐的笔调对某些文化实质和劣根性进行了严肃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痛切的批判，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走向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
　　金庸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取得相当的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在充沛的现代意识的融透中对传统文化进行苦心孤诣的梳理和张扬，暗合了我们当前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企盼。“民族文化本体是一个民族的价值准则、行为方式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民族存在的根据。”[11]在现代意识的指导下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据不断地改造、重塑民族文化本体则是每一个历史阶段无法逃避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尤为重要。金庸小说以其对优良传统地阐扬和广泛地影响面对民族文化本体地重塑发生着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小说才能显现出它的真正价值。

　　注释：
　　[1][2] 林兴宅：《多维视野中的金庸小说》，《粤海风》1998年第5期
　　[3] 严家炎： 《在查良镛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的贺辞》，《明报月刊》1994 年12号
　　[4]施耐庵（明）：《水许传》
　　[5] 金庸：《天龙八部》第624页，《金庸作品集》香港明河社1992年版
　　[6] 柳苏：《金色的金庸》，《读书》1988年第2期。
　　[7] 徐岱：《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
　　[8]管达如（清）：《说小说》
　　[9] 黄书泉：《金庸的两个世界》，《通俗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10] 胡河清：《金庸小说的伦理情感》，《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11] 周宁：《金庸小说的文化语境》，《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金庸小说论稿》 严家炎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金庸作品集》 金 庸 北京三联书店 1994年版
　　3、《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 陈 墨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4、《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 曹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5、《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王晓明 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7年版
　　6、《金庸小说情爱论》 陈 墨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7、《金庸小说艺术论》 陈 墨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8、《文坛侠圣—金庸传》 冷 夏 十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士与中国文化》 余英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