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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艺功能的变迁
【 作 者】张荣翼
【作者简介】张荣翼 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编 者 按】由本刊编辑部与文艺报社、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针对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本期除以笔谈形式刊发的一组文章外，还重点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龚育之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毛崇杰教授的两篇专题论文，前者在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所进行的人文思考中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进步的概念、高新技术时代艺术形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精神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 要 题】科技与文艺
【 正 文】
不同时代的文艺可以有着不同的功能，如原始部落进行狩猎、战争行为时，用歌舞的文艺形式作为对于胜利的祈祷，这里有巫术功能；宗教活动中往往也要采用音乐、诵诗的文艺形式，这里有仪式功能；而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文艺可能承担青年们情感宣泄的功能。在当代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艺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迁。其突出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引导－规范功能：目标重建
文艺在公众生活中可能起到一种引导思想和行为的方向、规范人们活动的路径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的孔子强调诗、乐的伦理价值，古希腊柏拉图对于文学创作的激烈批评，都以这一认识作为依据。当代艺术也不是没有引导和规范的意义，只是这种引导和规范已经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具体状况了。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曾经写过《孤独的人群》，书中提出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引导模式的重大变化。杰姆逊对此有一段评述，他说：“里斯曼认为历史上有三种社会形式，或者说有三个历史时刻：第一是所谓传统的社会，第二是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不管叫什么名称，在每一个社会都有相应的权威，体现在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及动机中，……在论述这三种社会时，里斯曼用了‘引导’这个概念，即什么引导着人们的行动，社会中的人们又是怎样被引导的。”（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2页。）所谓的三种引导，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代代相传的“传统引导”，工业革命之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争取个人成功的“内在引导”，以及当代社会体制化条件下，某种组织的力量取代了过去个人的作用，不太强调个人，从而出现“他人引导”的模式。里斯曼这些说法可能有些理想化，过分强调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不过，他认为社会的引导机制会随着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的观点是有合理性的。
文艺对于人们生活的引导，当然也会随着社会引导机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在传统的社会中，那种稳定的秩序使得人们感到过去的经验可以成为以后的指南，而在指南中，圣人的言说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当代社会，社会的急速变化使得过去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不能保证适用，并且往往是因为过去成功，那种经验可能成为今天面对已经必须重新思考、解决问题时的障碍。随着社会转型、文化旨趣的相应变化，过去道德的合理性也被重新加以审视。在传统文艺的那种训诫失去效能的境况下，文艺的引导功能发生了改变。丹尼尔·贝尔认为电影具有巨大的改造文化的力量，他说：“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15页。）在这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电影起到了引导作用，只是这里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效果，观看者是偶像的膜拜者，同时也幻想自己成为偶像。这里的引导是以一种白日梦的方式达成效果，它以社会认可的成功作为追随目标。
今天的文艺创作竞相追新逐异，一方面是由于科技革命要求创新，一部作品没有能够体现自己独特性的表现，就没有资格跻身于文艺作品的行列；另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的日新月异是一种常态，缺乏能够引起人们惊异的作品，就缺乏商业竞争力，也就几乎没有机会取得艺术上的成功。新的科技无疑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信息－交往功能：关系重组
传统文艺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中那种“知”的作用过于明显了，往往成为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状况与古代社会知识没有分化，教育没有普及有密切关系，读者或观众、听众虽然不都是以一种学习的心态来看待文艺作品，但是文艺作品要能够传达人们对于各种知识的需求，而且有时是人们自己要从作品了解也许应该是其它专业文献的讲述。就此而言，今天的文艺就没有这么多的承担，它更多地是以审美、娱乐作为自己的义务。可以说，由求知转到审美的过程也就是由接受的理性立场转到感性立场。但是，在这种感性经验中，也同人们自我的体验有着重大差异。德克霍夫以电视接受的心理经验说明了这种差异：
电视提供了一种外在于身体和心智的“精神”现实。在你看电视时，如果你不走神，如果不拿遥控器换频道，那么屏幕图像就取代了你自己。你分享着电视提供给你的集体想象力和集体思考。（注：德克霍夫：《文化肌肤——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7-268页。）
这里，电视成为人们观看世界的窗口，甚至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电视的节目中，头一条新闻还在报道非洲饥民的悲惨生活，下一条新闻则在演示最新时装潮流，再下一条消息有可能是某地的滑稽表演，观看者的心理无法跟随屏幕的变化节奏，实际上观看已经成为没有意识的行为，结果是非常敏锐的摄像与同样非常麻木的感受交织一体，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常态。
如果说电视信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变化的话，那么电脑上网和电脑写作还有着更深刻的影响。人类社会自有文字以来，文字表达就是一种抽象的意义交流，可是电脑上网的交谈却可以复制人们面对面的现场感，譬如网上的符号有一些网虫们自创的表达方式：“∧＿∧”表示明媚的笑；“＊＿∧”表示挤眉弄眼；“〉〉＿＿＿〉＿＿＿”表示一束玫瑰等等。这样一种表达超越了不同语言的差异性，仿佛图像那样可以阅读，但是不懂得这种“网语”的人就有些费解，这类表达重新划定了交往的群体。网络交流由于具有即时特点，交流者之间的对方成为没有在场的在场表达者，虚拟空间仿佛可以代替真实的现实空间。信息－交往的行为被作了重新书写。
三、价值－示范功能：品位重塑
价值－示范功能可以表现为作者采用某种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加以宣讲，尤其在寓言性作品和儿童文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可以采用作者自认为合理的道德原则，作出具有个人色彩的表达，如伏尔泰写作《老实人》对于老实和欺诈的道德评价作了诠释，卢梭写作《忏悔录》对自己人性恶的方面大胆剖析，以此表明自己具有更优越的道德感。有时作者自己也对于所写内容的道德问题难以决断，于是就在描写中表达出那种道德困惑，也可以起到引发人们思考的作用，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对婚恋、家庭、情感、责任等有关问题，就体现了矛盾的态度。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这里存在的理由可以有许多方面的阐发。它包括使得人们的一些感受合理化，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成长的读者，会认为这里有一种意境、禅味，可是西方读者就可能只是认为它是白描。这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而是中国的这种诗句把作者个人的、瞬间的感受凝固化，通过阅读放大成为普遍的、恒久的意义，于是本来只是某一时刻、某一地点的状貌有了超越时空的性质和存在理由。另外还有命名具有的权力影响，在古代，人们普遍有一种认识，即给予某物一个名称，就可以达到对该物的控制，古埃及神话就有这样的记载，其中一则故事说，有人知道了太阳神“拉”(Ra)的名字，就可以驱使她为自己做事。各民族父母对于子女的命名也是一种拥有对其监护权力的象征；文艺创作的表达经常就有命名的内涵。再有就是文艺表达可以赋予对象新的意义，李白诗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被简称为“青梅竹马”，于是本来只是物件的竹马、青梅成为两小无猜，孩提时代就有感情的二人关系的写照。
文艺表达具有的话语权力引导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并且生产着新的价值目标，有时还可能产生作者没有预期的价值，如歌德写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本来是要对自己的失恋作一个解脱，可是有些青年读者也来仿效维特的轻生，以为这是一种为了爱情献身的壮举，使得歌德在作品再版时专门作了劝戒。因此，文艺作品的价值－引导功能有着先天的物性条件，又有着后天的人为规定，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的状况。
可是，在电脑写作和电子文本普及的条件下，电脑打字使得书面的印刷“铅字”不再是凡人仰望的对象，“铅字”不过是当事人排版的一种效果；而通过网络的传输，电子文本可以以接近口头交谈的速度传达，而接受电子文本的一方，也不是以对纸页文本那种只能单纯“阅读”的方式对待，阅读者完全可以对于接收到的电子文本加以修改，然后又重新发布出去。于是原先作为接受者的一方，成为新一轮传达的发布者。电子交流重新激活了口头传播时代的人人都可参与的情形，由此作为表达一方的引导地位就受到挑战。
四、审美－娱乐功能：境界重构
在传统的文艺审美格局下，审美娱乐活动具有他在性，即现实生活为一方，审美活动为另一方，审美活动是在疏离现实生活的状况下发生的。在此基础上，文艺审美活动有着一些特殊的规律，譬如它具有偶发性，创作行为不能预期，灵感的闪现是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等等。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传说王羲之当时处于精神的亢奋状态，亲笔书写了文稿，就是有名的书法极品《兰亭集序》，作为书法名家，王羲之本可以在这一书法作品完成之后，另外又创作多幅同类作品，可是他在后来已经没有早先那种情绪状态，再也不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与当初第一幅书法相同水准的作品了。这种创作的一次性、不可重复性，乃至创作与鉴赏过程中心理感受的专注状态都有特指的意味，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群、特定的聚会主题，这对于理解传统的审美活动的意义发生方式有着重要作用。可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大批量生产的模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环节，甚至包括精神生产领域，学校教育以年级方式批量化地招募新生和输出毕业生，不再是师徒之间的接受方式；文艺作品以及文艺的审美活动也被模式化，其中典型的就是好莱坞式的类型化电影，呈现为潮流化的文艺表达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雅明写了重要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对于这种新兴的文艺现象进行理论总结。如果说，本雅明时代还是物理性质的批量化，那么现在则成为化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批量化，有了《西游记》，又不妨来“悟空传”“大话西游”，后者可以表达与原作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这种依附性质的表达又可以进一步衍生新的表达。在电影制作中，拍摄宏大场面可以只是聘用少批量的群众演员，它以电脑制作方式把镜头中的人物加以复制，于是形成千军万马的视觉效果。
审美－娱乐功能作为文艺的重要功能，以前是作为一座圣殿让人朝拜，可是在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语境下，那种神圣性被削弱了，批量化必然诉求市场化，它需要对公众的亲和力，因此可能采取俯就公众的姿态。那些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电脑游戏，如“石器时代”、“古墓丽影”“魂斗罗”实则是一些文学化叙事，关键在于它是观众与游戏程序互动的，观众成为参与者，甚至承担其中某一角色。
五、文艺功能变迁对于文艺研究的挑战
文艺功能的变迁可以是实质性变迁，也可以只是人们看待文艺方式和角度的变化即认识性变迁，前者如综艺节目主持人以不同风格主持节目，会使得节目体现不同风味，后者如观众以不同心情观看同样节目会有不同感受。不管是什么情况，文艺功能变迁的事实上给文艺研究提出了挑战。
路易·阿尔都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注意关注当下的文艺与文化问题，并对充斥于各种媒体的广告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电视广告最主要的受众是广大生产者组成的市民，广告把这些收视的个体构建为商品社会有权自主选择的消费主体（注：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新左派出版社1971年。）。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广大生产者是这个社会的制度所塑造的承受者，可是广告中这些承受者却被引导去“想象”自己是主体，并且这种扭曲的想象关系不是发生在公共空间，而是电视收视的常见地点——家庭住处，这样就把一种“国家机器”的力量以话语霸权的方式强加给了个人。这是对处于科技条件下的电子媒体的意识形态分析，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人不能看到它所具有的文艺研究的重要意义。主要原因有：其一，我们只是习惯于对文艺进行“内容”的和“技巧”的考察，不习惯进行超越作者个体的文艺生产环境的考察；其二，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大多力图把文艺研究转到“纯文艺”方向，在无意识层次上对意识形态分析充满反感；其三，这里讨论的对象是广告而非文艺，似乎超越了文艺研究的范围，不属于本门学科关注的对象。
应该看到，正如现代社会大生产实行一种体制化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手段，文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也从个体手工方式转移到社会的和机械的、程序的方式，以前只是单一的文艺生产环境，因此可以不去关注这一环境的状况，但是这并不等于生产环境不会对文艺产生影响，那么，当这种环境发生变化后，如果仍然漠视它的影响，就不是明智的态度了。至于意识形态分析的意义，应该说它不能囊括文艺研究的全部，但也应该是文艺研究的重要视角，我们不能依凭情绪而不是依凭认识的需要来确立研究的角度。另外，这里电视广告本身不是文艺，但是它经常穿插在文艺作品的播放中，与文艺有着一种“互本文”的关系，至少成为了电视文艺的背景，无视背景的作用，这对于文艺学肯定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结合到具体的文艺现象的批评，那么，由此视角也可以看到实质性的东西。
其实，高新科技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化对于我们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问题领域，我们要了解当代文艺状况，对此问题视而不见是不行的，因为它已经是当代文艺的基本土壤；同时，我们还必须克服几点很重要的障碍：一是由于不熟悉科技问题而缺乏对于科技与文艺关系的敏感性；二是只从科技角度看待文艺，就像当年的所谓新方法热那样，把科技问题与文艺问题生拉硬扯；三是如何把这种科技眼光与文艺的传统视角、与对文艺作品的深刻分析结合起来。这些障碍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提出科技与文艺关系的问题只是一种新的尝试，而作出重要研究成果还须进一步努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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